如果像中国大多数的政府投资那样高额收费回笼资金，那就不增加供给来说，等于是补了东墙、再拆西墙、或者就是填了坑、再去挖坑。
基于这一判断，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应该选择在7-8%之间。随着产能过剩问题发展、市场风险加大，企业投资行为趋于谨慎，预计企业和产业投资活动也将阶段性趋缓。
与此同时，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规模持续较快扩大，美国近年开始启动再制造业化活动。这些都将导致投资增速阶段性下降。预计房地产市场增长速率也将阶段性减慢。劳动力、土地、资金、资源等生产要素价格持续上涨，企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。国内投资增长速度减慢。
随着市场供求关系趋紧和要素成本水平提高，中国经济已进入重大转型期。受城市发展空间、地下设施配套能力、地方政府资金能力的限制，预计以城镇建设为主的地方投资扩张能力将减弱。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2.7%，1-2月份为增长14.7%。
这意味着，二季度乃至下半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将明显回落。在这个案例中，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，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（甚至可能更少）。这也表明，市场严重低估了地方政府融资的能力。根据我们近期调研了解到的情况，地方政府借道企业（非平台公司）的融资渠道为基建投资获取资金。
另一方面，房地产企业拿地、开工却极为谨慎。悖论之三：房地产高销售低开工房地产方面的矛盾在于，一方面，房地产销售高速增长，房地产企业资金充裕。
来源: FT中文网 进入专题： 中国经济 。从2013年的债务扩张和经济增长态势来看，债务弹性系数仍然处于高位这不能不说是对科学发展观的一种讽刺。社会个体因其日常经验所限，还不能直接对这一数字产生直观认识。
这意味着像政治改革和收入分配这样的事情，只能放在经济发展之后解决。在改革初期，邓就主张经济发展是一切制度建设的基础（发展是硬道理）。但与此同时，当今中国收入与财富差距的扩大，与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飞速增长如影随形，经济繁荣的成果并未被社会成员平等地分享。但这些政策只能够在短期内缓解低收入者的生活压力。
在当前中国内政与社会语境下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格局更不容乐观。这一成绩使中国能够与玻利维亚、厄瓜多尔和巴西这些以贫富极度分化著称的国家齐名，跻身全球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十分之一的国家的俱乐部。
事实上，贫富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生活的常态。习近平最近经常谈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梦。
一种强烈不均等感也就自然成为一般市民的共识。其实比起数据更最有社会意义的，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觉到的不平等，也就是所谓的感觉到的收入不均（perceived income inequality）。收入不均可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源头。这种感觉上的收入不均，绝不亚于抽象的数据所示。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，以统计数据的形式所表达的收入不均，毕竟还只是一种抽象的表述。从政治上看，中国日益恶化的收入差距的事实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主义精神形成鲜明对照。
中国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，可以追溯到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政策。当一个经济体面临长期的收入不均问题，这个经济体的整体发展战略必定存在某些根本失误。
这一切必然进一步导致一般民众的怨气累积。在基尼系数增长的背后，还有随处可见的官员的腐败和寻租行为，形形色色的灰色收入，对劳动者的层层盘剥，针对农民工的歧视以及其它各种形式的机会不平等。
中国在过去30年中实现了年均9.9%的经济增长率，同时还创造了最多人口摆脱贫困的世界纪录。这说明劳工和一般国民并未成为中国式经济增长的主要受益者。
前路漫漫，道阻且跻，中国老百姓准备好了吗？（来源：联合早报网） 进入专题： 中国梦 。这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富人和贪官的各种炫富行为，包括奢侈的生活方式，豪车、名牌商品等炫耀性消费，以及各种铺张浪费的酒会与宴席。国内需求的增长，有赖于更加平均的分配格局。中国政府最近已经发现，为了维持未来的经济增长，中国必须实现经济的再平衡。
这样的根本性的改革不仅困难重重，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到效果。由于高收入者普遍倾向于隐瞒和漏报其真实收入，而且正如中国政府所承认的，中国社会还普遍存在未计入官方统计的巨额灰色收入，中国实际的基尼系数，可能远远高出这份官方数据。
鉴于中国当时的全民贫困的经济状况，邓小平认为，经济要发展，增长必须先于分配。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急剧恶化的时代，正好是中国经济以两位数迅速增长的时代。
那一年基尼系数高达0.49，然后又缓慢降至2012年的0.47。最近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过去十年的官方基尼系数（一种基于洛仑兹曲线的指数，通常作为收入平等程度的衡量标准。
正如上世纪的美国梦，中国梦的主题也是进步、繁荣和机会均等。在这种增长模式下，中国家庭消费占中国GDP的份额，从1980年代初的50%下降到现在的35%，而同期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，则从26%增长到45%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收入不均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更甚于其经济影响。从技术上看，中国的收入不均最突出地表现在劳动者收入在GDP中份额的下降：从1983年到2012年，劳动者收益在GDP中的份额，从57%下降到37%。
增长模式导致不均这样一来，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倾向收入分配不均等化的。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不均，是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层不容忽视的存在。
事实上，中国收入分化程度，无论是在本区域还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极其严重的。为了从根本上缩小收入差距，政府一方面需要改变现有的资产和权力的分配格局，另一方则需要为民众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致富机遇。
在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，这个时代的主题正是和谐社会和亲民政策。这其中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水平，以及加大支持各种社会支出的财政力度。